戰場上的血雨腥風，時尚台上的綿衣華服，兩個南轅北轍的世界，卻同被一個人演繹得淋漓盡致。這個人就是美國傳奇攝影師Lee Miller。近日她的自傳電影宣布將於明年開拍，並由影后Kate Winslet領銜主演。在等待電影完成的前夕，或許可以先重溫一下她的跌宕人生。看看這個曾經登上《Vogue》雜誌封面的絕色美人，是如何步入超現實主義與二戰的烽火大地。
《Vogue》封面 
Man Ray作品
被凝視的早年人生
Lee Miller在1907於紐約出世。她在7歲的時候，被一個父母的熟人強暴。她未及成年，就被擔任攝影師的父親拉進了模特兒行業。兩人拍攝了很多尺度大膽的照片，不少人甚至懷疑，其父已經越軌。惟獨Lee Miller卻從未對此說過片言隻語，讓後世留下了更多不安的揣測。
1927年，Miller在曼哈頓街頭偶遇了出版人Condé Nast，正式踏入時裝界。同年，畫師George Lepape將她的肖像繪製成《Vogue》雜誌的封面。或許是受到了鎂光燈的影響，也可能是想逆轉被凝視的位置，Miller在走紅了後，忽爾生出了成為攝影師的念頭。1929年，她去到巴黎並在現代主義大師Man Ray的影樓裡充當助理。傳言Man Ray舉世聞名的「中途曝光」（Solarization）技巧，便是得自Miller的啟發。她本人也成為了Man Ray鏡頭下的寵兒，兩人還有過一段霧水情緣。
在Man Ray的帶領下，Miller走進了法國現代主義的名流圈子，跟畢加索、考克多（Jean Cocteau）、達利（Dali）等人打過交道。但在這羣狂傲的男性士紳之間，凝視的習氣依舊揮之不去。渾身不自在的Miller，最終在三年後結束了與Man Ray的關係。
超現實主義的戰場寫實
1930年代，Miller嫁給了埃及商人Aziz Eloui Bey並遷居到開羅。她迷上了當地的沙漠景色，其代表作《Portrait of Space》（1937），便是以一塊破爛的蚊帳，透視出錫瓦綠州（Siwa Oasis）的悽愴與廣袤，超現實主義的才情躍然於畫面上。然而一望無際的沙漠，終究敵不過情牽半生的巴黎。Miller很快便離婚。
1939年，Miller與超現實主義藝術家Roland Penrose交往，兩人早在巴黎時期便認識。Penrose將Miller帶往了倫敦，當時二戰的硝煙正逐步襲向這個文明之都。Miller把握時機，向《Vogue》的編輯Audrey Withers自薦成為一名攝影記者。1942年，Miller與拍擋David E. Scherman跟隨美國陸軍第83步兵師進入戰區。他們先後見證了聖馬洛戰役、倫敦大轟炸、諾曼第登陸戰、巴黎解放等多場戰事。
雖然身處烽火連天的人間煉獄，但Miller的超現實主義美學卻沒有絲毫褪色。她曾在粼粼波光的映照下，拍攝了一具納粹黨衛軍的浮屍。1945年4月18日，納粹黨籍的慕尼黑副市長Ernst Kurt Leizpig與家人在市政廳內集體自殺。他的女兒Regina Lisso，便因氰化物中毒而倒斃在沙發上。結果這個觸目驚心的畫面，竟被Miller賦予了絲絲的詭異美態。Penrose後來形容，「戰爭的匪夷所思，呈現出一種近乎抒情的美感……戰地記者首先要成為一個超現實主義者，這樣生活中就再沒有什麼是超乎常理了。」
浴缸裡的時移勢易
道理如此，但在逾越人類底線的屠戮跟前，超現實主義終究碰上了極限。
隨著盟軍的步伐，Miller先後去到布痕瓦爾德（Buchenwald）及達豪集中營（Dachau）。顯然，她被眼前的罪惡深深震撼了。她將大量集中營的相片，寄給了《Vogue》編輯部，並懇請Withers公諸於世。當時處於戰場後方的部份英美國民，以為集中營純屬反納粹的政治渲染。於是乎美版《Vogue》在1945年6月刊出照片的時候，便附上了一句：「相信它」（Believe it）。而這些由Miller親手拍攝的集中營相片，也成為了後世第一批公開的影像資料。
諷刺的是，Miller在戰爭年間最廣為人知的一幀照片，卻不是由她自己操刀。1945年4月30日，美軍佔據了希特勒位於慕尼黑的宅第。隨軍的Miller去到了浴室，並在希特勒浸泡過的浴缸內，拍攝了一張赤裸上身的照片。當時的攝影師正是同行的Scherman。他們絕不可能想到，同日希特勒便於柏林舉槍自殺。本來便極盡揶揄意味的這張照片，就此被賦予了更多的傳奇意義。有人認它是女性向獨裁者發出的勝利宣言，亦有人相信這是Miller重奪身體主權的一個關鍵時刻。
無論如何，戰爭的烙印已然刻在了Miller的靈魂深處。這亦是她人生的最後註腳。
塵俗的不安與掙扎
戰事結束後，Miller與Penrose搬到去英國近郊的東薩西克斯（East Sussex）。她在40歲時生下了第一個孩子，此後她一直深陷在酗酒與憂鬱的泥沼之中，最終在1977年逝世，享年70歲。
雖然她對超現實主義運動，以及二戰的歷史記錄留下過重要足跡。但長年的隱匿，加上男性主導的藝術世界，讓她的名字遲遲未能得到重視。就連她的兒子Anthony Penrose，也對她的過去一無所知。直至某次在閣樓發現了她的舊作之後，Miller的才情與迷失，方能再次被世人所知。
Miller生前曾經以「躁動不安」（Restlessness）來形容自己的半生歷程：由模特兒到時裝攝影師，繼而再到戰地記者，她總是在各種身份間穿梭無定，永遠難以被時空所制約，一如她的超現實主義信仰。然而在游離的背後，實則是對性別與歷史的無奈。當污濁的現實難以擺脫，堅持自我者就只能鬱鬱寡歡。
戰爭，乃人類苦難的奏鳴曲；而拍攝戰爭的女性，或許本身便已經是哀歌裡的一個音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