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國劇場才子Pascal Rambert《姊妹》從摧毀中發現愛

親情，或是人生中最難以割捨的羈絆。跟朋友的情誼不再，你可以選擇絕交；跟伴侶的愛火消逝，你可以選擇分手；跟同事的合作不順，你可以選擇轉職。

「但跟家人不和睦，任你逃到天涯海角或決絕不見，卻始終推翻不了血脈相連的事實，來自原生家庭的影響亦會伴隨終生。」香港話劇團演員陳煦莉和黃慧慈，從她倆主演的法國戲《姊妹》的虛構家事，談到各自於現實中的家庭及成長糾結，以至跟「chosen family」劇場家族的相處，藉由傾訴與被傾訴、聆聽與被聆聽之間，重新審視愛與恨的意義。

疫後再聚於劇場之家

劇場是劇場人的「第二個家」，偏偏近年受疫情反覆所影響，觀眾被逼短期「離家」。惟幸幾經等待，各大演出終於陸續復常，台前幕後均為之欣慰，訪談當天，排演了整天的黃慧慈就不見疲態，看見記者抵達排練室後，還雀躍地繞過《姊妹》標誌性的「椅陣」場景，揮手步近及微笑道，「反覆的防疫日程中，已學懂善用空檔學習和生活，每次隔着Zoom跟團友開會讀劇，又特別開心和釋放，是重要的精神陪伴。」陳煦莉則平靜回應，「我亦坦然接受變化，心情未有太大起伏。」

兩人唯一覺得可惜的是，受限於防疫及隔離政策，法國著名劇場及電影導演、編劇和形體創作人Pascal Rambert只能隔空參與《姊妹》排演。「想到錯過面對面的交流，無法從他的新視點去觀察自己的演出，或吸收不一樣的技巧，有略遺憾。」陳煦莉露出失落神色，黃慧慈點頭和應。

法文原名《Sœurs》的《姊妹》是Pascal Rambert 的名作之一，曾先後以法語及西班牙語版本上演。是次香港版亦為話劇團與「法國五月藝術節」的伙伴節目，並由歐嘉麗翻譯、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馮蔚衡策劃及粵語校訂。據兩位演員分享，於2019年疫情爆發前，這位事必躬親的導演，曾經從法國親抵香港選角，並讓她們留下深刻印象。

「Pascal是個行色匆匆的Crazy Man！」陳煦莉說罷，黃慧慈補充，「他極速花幾個鐘跟我們會面、連環提問後，馬上就趕飛機返法國，反映他非常重視作品。」當時導演問了她們甚麼？「例如自身家庭結構、有沒有姊妹等，其中一題非常特別，但我突然想不起⋯⋯」黃慧慈還想着時，陳煦莉已冷靜代答，「他問我們：怎樣形容當下的表演階段？」「對對對！就是這題！」黃慧慈瞪大眼睛、燦爛地笑起來，驚嘆拍檔的好記性。

打破常規的劇場才子

暫時未有緣跟Pascal對談，但通過兩位演員的描述，多少想像到導演對待劇作的認真。其實在法國及歐洲劇場界，Pascal向來被譽為「文本可傳世的天才型作家」，一直致力推動當代劇場藝術創作，名作如《愛的落幕》（Love’s End）、《一家之魂》（GHOSTs）等均有類似特色——從劇本、導演、舞台、燈光到造型設計等，他都親力親為，追求一體性；創作上，他喜歡抓緊演員、身邊人及生活狀態，量身撰寫及創作故事；文本上，他擅用緊密節奏、詩意文字搭配日常對話，將演員置於偌大的、留白的劇場空間中，將語言能量和內在節奏化成對奕武器，引發演出張力；主題上，他不喜歡原生家庭，曾表示每部作品像「為自己創造一個新家庭」，自1989年的《The Parisians》後，持續挖掘關於「家庭，死亡邊緣及不完滿的愛」的題旨，通過針鋒相對的劇本，激發人物瘋狂的情感碰撞，破除約定俗成的情愛及慾望觀念。

《姊妹》貫徹這份實驗性。這個劇本，Pascal參照一對共事近15年的伊朗姊妹，愛之深恨之切的矛盾關係，還有排演前作《Actrice》時觀察到女演員間來回進擊的張力，繼而衍生出Marina及Audery的滿是創傷家庭故事——外人眼中，姊妹倆的父親是考古學家、母親是文學家，似乎是家勢優渥的書香世代。但實際上，飽受名人二代的壓力、父母偏愛導致的成長競賽，理性硬朗的姐姐Marina跟感性執着的妹妹Audery，從嬰幼兒時代起已長期陷於失和及爭鬥狀態。長大後，兩人分隔異地過活、避免接觸和衝動，奈何母親離世，被蒙在鼓裡的Audery奮而尋姐對峙，並引爆了連番爭架，期間兩人首度互相控訴起對父母的憤恨、對姊妹情的怨懟、對愛與溝通的執念，甚至牽扯到世上戰亂不斷、人性虛偽等大議題，逐步剝除愛的假象但亦同時重喚起愛的可能。

震撼思考的法式邏輯

「看畢《姊妹》劇本，深被Pascal極為Crazy的思辨技巧及語言運用，以至核心精神牽涉的深層哲思所震撼。」陳煦莉分享，她早年也曾為話劇團自編自導《巨型曲奇》，當中同樣觸及父親辭世後，一對姊妹不得不展開溝通，並從各自零碎的回憶中，重新建構父親形象與親子情感的故事。「雖然我跟Pascal意念接近，都想藉由喋喋不休的對話，在劇場中營造出一種狀態，展現親人因血緣形成的困局，還有許多即使你再用心或盡力也解決不了的Karma（業力），裡頭也以小見大地嘗試引伸到戰禍與人性，但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處理不及導演那般成熟、老練及先鋒性，許多情景及對白的描繪，似乎都比較婆婆媽媽。」

翻閱《姊妹》劇本，就知道陳煦莉的意見非虛。舉例說，整整50頁的粵語版文本中，Marina及Audery的對白，完全沒用上半個標點，單從字面也感受到兩人連珠炮發得勢將對方置諸谷底的壓逼感，也予人宛如觀看壁球賽決戰的痛快感；情節方面，Pascal又不避展露人性的醜惡，甫開首就由Audery拋出嬰兒時代，差點被姐姐「被消失」的記憶，作為「引戰」的火藥，及後Marina也毫不留情地，重提父親厭棄妹妹個性小家、才藝平庸，還嫁了個「藝術白癡」 ，令媽媽失望之事，徹底否定對方的人生；為了彰顯姊妹的攻擊力，字裡行間甚至不避庸俗或尖銳地，述及兩人怎樣以性徵或粗言穢語，侮辱對方、物化對方。

所有情節及細節，不但反映西方崇尚自我又率性直接的家庭或情感觀，有別於華人隱惡揚善及維持和諧的傾向，連說話及思維模式亦似乎大不同，「剛好協助綵排的傳譯同事的丈夫是位法國人，她也曾分享法式語言應用，非常強調邏輯性及思考性。像《姊妹》劇本就是以Text Based（文本為基礎）一層接一層地推進劇情，牽引出人物的性格、關聯及衝突，並且建構出觀眾對其的認知與想像，簡直像觀看一場思辯大會般。」黃慧慈解釋，這是《姊妹》既迷人卻又難演繹之處。

「相對香港人溝通較Get to the Point（直接發問或回應），今次演繹《姊妹》時我們需要聚焦的並非單一句式或詞彙，而是要更整體去理解當事人說出某句話，其前後的思想、情感連貫性及情景氣氛，這會影響或改變演繹的方式及能量。」陳煦莉說，「其實劇情寫得很到位，許多描述已極鮮明，我不必再加倍形容，而是要帶出當中已存在的狀態，過程中我必須想清楚Marina選用這字眼的動機及目標，看到底該諷刺一點底嘲弄一點地表達，從而呈現最貼切的處境。」

從戲劇到日常的家庭啟示

光聽兩人拆解箇中精要，有感《姊妹》是高難度劇本，但陳煦莉面對挑戰卻處之泰然。「或者我們的家庭，未必跟劇中人百分百相似，可是總有可參考或轉化的元素。例如我會欣賞爸爸的成就，但從不會像Marina和Audery般，因長輩光芒蓋過而自卑，反而從小自理能力好，會反過來照顧阿媽、煮飯洗衫等。又因自己性格較敏感，從小便會不自覺吸收家庭成員的情緒，到女兒出生後，又得思考怎樣消化一切，盡可能不要將某些原生家庭的迂腐，在下一代之間延續下去，並盡力給予她充份的愛⋯⋯這些個人生活的思考，某程度也是角色之間想解開的結，講的不只是Marina，也是Audery，這又讓我想到，所謂理智與感性，並非二元對立，而是不停於每個人的人生擺盪，過程中或許也有很多自我批判，或者不喜歡自己的時候，到底要怎樣做、怎樣演？全看當刻的選擇。」

黃慧慈亦經《姊妹》回看個人成長。「故事中，我最感觸是爭執發展到尾聲，Marina談到同性戀，及與伴侶照顧臨終母親的情節，讓Audery發現一個從前所不知道的姐姐。這令我想到『家人』看似親密，但原來都有互不了解的部分，往往總是有嚴重的事發生，我們才會驚覺對方或脆弱或無助的一面，甚於摧毀性的狀態下才明白雙方的愛。回到個人生活，慶幸我跟兩個妹妹感情不錯，也很齊心的想避免重蹈長輩的矛盾，而跟女兒相處時，自己亦很有自覺性地，常會鼓勵她分享學校趣事或新知，希望可助她建立自信心。這也是今次演出時，再度被提醒的部份。」

排練中的演藝反思

這時候，陳煦莉略帶沉重的說，比起劇本或為人子女及母親之難，《姊妹》那些人性化及藝術性的視野，對其帶來最大的衝擊，「是令我感受到活在『創作Family』中，面對許多已定關係或想法，不知怎去突破樽頸的窒息感。因角色需要，閱讀了許多戰爭紀錄片及資料，像看到當年作家張純如寫畢《南京暴行：被遺忘的大屠殺》後吞槍自殺的事，再回望劇本中Marina面對親情及世事流轉，對生命的無力與煩惱，我也有一刻覺得世上有些事，比演戲還要大、比自己還要緊⋯⋯如今天在忙甚麼？被蠶食或得到養分之間？一切又會怎樣變改？尚待發現。」

聽到拍檔的疑問及感言，黃慧慈也分享近來為《姊妹》演出，也自行閱讀起戰地攝影記者Don McCullin的著作《不合理的行為》，加強對劇中談戰事部分的思考。「有時候想下去，我會都反觀自身在做的事，像疑惑種種亂事在發生，劇場可以做甚麼？觀眾來到看完演出，又可以帶走甚麼？有時想到底，都會覺得好像很虛無，或感覺到自己和周遭的人，Alive（生存）的氣息很微弱。但最後，我還是想要撐着，即使不曉得劇作上演會有何影響，可是至於過程中所做的事、付上的努力，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，能夠踏實不悔地去做，那就是最美好的。」這也像所有的親情、友情或愛情關係，那怕最後未必如我們所願地發展，然而中間若曾經付出愛，也就沒有白活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