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早前圓滿結束，一如以往大會都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影人來港分享。本屆亦不例外，重砲邀請到影史上第一位達成影展大滿貫影后——法國影后茱麗葉庇洛仙（Juliette Binoche）。為其代表作之一《藍白紅三部曲之藍》（下簡稱《藍》）舉行映後大師班，由同是兼任導演演員的卓韻芝作嘉賓主持。兩人在對談中主要圍繞《藍》的拍攝記憶、與奇斯洛夫斯基（Krzysztof Kieslowski ）的合作，以及庇洛仙對表演、感覺及「真實」的理解。
他是天使般的導演
庇洛仙在席上談及《藍》的拍攝經驗，包括那場為影迷津津樂道，赤手拖拽過石牆的經典一幕。有指這場戲是她臨場加上的情節，庇洛仙澄清此幕一開始便存在在劇本。「劇本裡寫的是，我的角色Julie正在承受極大的痛苦，所以她需要這樣用手去摩擦、去抓住某種東西，像是在和自己的身體重新建立接觸。因此當時導演請化妝師替我的手上了一層保護措施，讓我可以拍那場戲。但拍第一take時，那層保護就已經捱不住脫落了。導演非常生氣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對化妝師大吼。他認為不能為了拍攝而讓演員受傷。奇斯洛夫斯基甚至因此而打算延期拍攝，但那天已經是拍攝該場景的最後一天，因此只好硬著頭皮拍攝。最後庇洛仙帶著手部傷口完成了整個拍攝。但也因為此插曲，令庇洛仙一直把奇斯洛夫斯基看作「天使般的導演」。
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特別擅長處理那些既微小又日常的物件，因此阿芝問及，奇斯洛夫斯基如何借助這些小物件去觸發演員情緒。庇洛仙笑指導演並沒有談及相關事宜，甚至開拍前幾天仍在更換服裝指導，而她也因此感到有些焦慮。「他看見我那麼緊張，就對我說：『別擔心，我只在乎你的親密性。』這句話瞬間解放了我。因為開拍第一天，我就在醫院那場戲裡——我躺在被單底下哭，鏡頭幾乎鑽進我的小帳篷裡，還能看到葬禮畫面、那段小錄影。從開始拍攝那一刻起，我就完全放下了所有顧慮，進入那種親密狀態。」她提到，奇斯洛夫斯基強調小物件的緣由。「看這部電影時，你會看到窗上的一滴水、咖啡裡的一顆糖。正是因為我們每天都活在這些細節裡，這些行動、這些小動作、我們看見的一切，便是塑造我們的生活的一切。所以我完全理解，為了讓電影進入更真實、更私人的地方，這些細節是有意義、也有必要的。」
超越悲傷的模樣
庇洛仙又透露，最初是因為一位朋友，才答應接拍《藍》。「我是在（拍攝的）兩年前剛認識她的。她失去了兒子和丈夫，而且丈夫也是因癌症離世。於是我們常常談，一個人突然孤獨時是甚麼感覺？如何重新回到希望？如何在生活中繼續和那些已不在身邊、卻仍然存在於家中的人一起活下去？」庇洛仙讀完劇本後深受觸動，不惜第三度拒絕名導史匹堡的拍攝邀約（編按：庇洛仙曾先後拒絕史匹堡《聖戰奇兵》、《舒特拉的名單》與《侏羅紀公園》的邀約），決意為友誼出演《藍》。「因為我真的很想拍這個故事，講一個人如何在生命中突然孤身一人，尤其是在建立了家庭之後。我一直把自己跟那個十二歲就離世的小男孩連結在一起。我的親密感也和那個孩子、那個故事有關。」
同時，她回憶起奇斯洛夫斯基往往只拍一次、少數情況才補拍，這種嚴格與信任並存的工作方式，構成了《藍》獨特的創作節奏。「他也說，如果你拍了兩次，就會愛上兩次，而剪接室裡又要在一個版本和另一個版本之間糾結，所以他寧願保留一個不麻煩的選擇。」她指出，《藍》之所以動人，在於音樂、燈光、剪接，以及演員之間的互動達到極好的平衡；而奇斯洛夫斯基那句「不要眼淚，不要哭」更成了整部電影的關鍵。「它超越了悲傷、超越了『你以為悲傷的模樣』的那些參照，它是更深層的，因為那裡有一種抗拒。表演裡常常也是這樣：你會學到抵抗情緒，往往比直接把情緒表現出來更強大，因為這樣觀眾才能理解。那也是我們面對情緒時真正的樣子。有時候我們會真的進入情緒，但更多時候，是因為我們沒有抵抗的餘地。那次拍攝很特別，因為現場沒有戲劇化的造作，沒有人過度嚴肅。我們當然都很投入工作，但整個故事、彼此之間的默契與愛，都讓現場有一種不必害怕的氛圍。要進入藝術形式，真的需要愛。我相信沒有愛，就不會真正接觸到成為人這件事。」
從不回看表演片段
關於《藍》的討論之外，庇洛仙談到她對表演的理解：表演不是表層技巧，而是從身體、記憶與感覺出發。她一再強調，真正的表演不是「想」台詞，而是讓文字和自身經驗、生命記憶發生連結，從而進入一個更真實的存在狀態。「我覺得表演本來就一直和感覺有關。對我來說，演員的準備工作，就是把紙上的文字和我自己連結起來，連到我的歷史、我的經驗、以及如果是我在這種處境裡，我會怎麼樣這件事上。所以我必須往內走，常常進入記憶裡的一個地方，把它連結到我生命中某個真實的東西上。否則，光是背台詞、想台詞，對我來說不算真正的表演。表演是進入身體、進入生命、進入感受。這是表演的起點，因為表演不是思考，而是存在。當你在真實的生活裡，你也不是一直在想『我現在感覺甚麼？』你只是純粹的活著。」
當年電影仍未數碼化，演員無法現場回看片段，但就算後來做得到這件事，庇洛仙也從不回看表演，認為此舉對表演者來說十分危險。「螢幕不會告訴你『真不真』。你必須相信導演、相信攝影指導，也要相信別人對你的信任。當你想再拍一次時，必然是因為你內在有甚麼想交出去。你不知道它會怎麼呈現，但你知道自己需要再來一次、新的一次。於是，演員、創作當下與外界之間，就需要建立一種信任。」阿芝續問庇洛仙，以往有哪些合作過的導演是尤其擅長與演員溝通。庇洛仙不假思索提起以拍攝《別問我是誰》（The English Patient）聞名的英國導演Anthony Minghella，兩人也在《慾望迷城》（Breaking and Entering）合作過。她形容對方很聰明，也擅長給所有崗位的人保留發揮空間。
拒絕說教式電影
庇洛仙又提到：「但有些導演其實不太懂得怎麼導戲，反而也很出色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們讓事情自然發生，而那正是他們的智慧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未必需要說太多。他們學會了耐心，也信任演員想再來一次、再來一次。很多時候，導演不必對演員特別『聰明』；你只要知道自己的題目、想去哪裡、想怎麼拍、你在展示甚麼，以及更重要的——你不打算展示甚麼。這樣觀眾就會真的踏上一段旅程，去搜尋自己、創造自己，而不是被過度解釋。那不是一種說教式的拍法。我不喜歡太過解釋性或那種冗贅的影片：音樂一響，你就知道該怎麼感受；有一段浪漫場面，你也被明明白白地告訴該怎麼反應；有暴力時也是如此。我很討厭這種東西。」她選擇不看這類作品：「我相信，在電影史裡確實有一些珍寶，能夠改變你的生命，讓你在看完後感到快樂，因為你碰觸到某種特別的東西、某個轉化你的地方。我覺得轉化是關鍵詞。電影怎麼轉化你？你有沒有被改變？有沒有學到甚麼？有沒有碰到一個你從沒想過會被觸及的地方？這不只是影像而已。它必須讓你感到驚奇，頓覺生活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你。」
談到導演，本屆電影節也選映庇洛仙的導演處女作《尋你我，覓自己》。她曾在2008年與英國知名編舞家艾甘漢共同創作舞蹈劇場《尋．你我》，事隔17年，她出任導演製作《尋你我，覓自己》，記錄創作舞蹈劇場過程。她首先聲明，電影中許多素材都由胞妹拍攝，而自己在鏡頭前面的人。「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剪接室裡，因為我的目的是做一部不會過度解釋的電影。這在某種程度上很難，我不想用旁白把一切都講白，而是想把觀眾帶進一個也許從未去過的地方——因為看創作過程本來就很少見，而這正是我喜歡的。我想知道事情是怎麼做出來的。就算是一張桌子，我也想知道它是怎麼被做出來的、用了多久，形狀怎麼成形、形式怎麼形成。我想分享這些，因為我覺得真正『煮』出來的東西就在那裡。就像你吃到一道很棒的菜，會想：到底用了甚麼香料？怎麼調配的？那種過程本身就很迷人。」
